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迭代的关键窗口期，如何突破阶段性瓶颈、重构高质量增长框架，成为当下经济领域的核心研判方向。随着宏观经济环境持续演变，多位专家结合当前经济运行态势，围绕增长范式转型、结构优化、共同富裕等关键议题发声。
专家普遍认为，“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需完成从投资出口双轮驱动到创新消费主导的范式转型，通过扩大内需、发展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及城乡要素流动改革等举措激活内生动力。与此同时，共同富裕被赋予全新发展内涵，其核心是构建以人为本的发展新范式，关键在于破解群体能力差距、打破城乡二元壁垒，以“投资于人”的路径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
多维度重塑经济增长格局
历经30余年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自2010年起逐步迈入中速增长阶段，增长约束已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新浪财经2025年会上指出，“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需跳出原有增长框架，确立以创新和消费驱动为主的新增长范式，这一转型将贯穿消费、产业、贸易、金融、城乡等多个核心领域。
消费结构升级是新增长框架的重要支撑。刘世锦直言，严格来讲中国目前尚未成为真正的消费大国，当前需求不足的核心症结在于消费需求不足。中国消费占GDP比重较全球平均水平低约20个百分点，需要纠正这一结构性的偏差。他强调，既要通过扩大国内外产品和服务消费、提高消费国际化水平补上缺口，也要重视教育、医疗、养老等发展型消费的人力资本投资属性，这类消费本质上是投资于人，能为创新提供支撑。未来稳增长的重点将从投资转向消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持续前移。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补充，我国需求侧潜力巨大，“还有7亿人口没有完全迈入现代化生活的轨道，增长潜力毋庸置疑”。
产业与贸易结构优化是转型关键抓手。在产业领域，刘世锦提出，制造强国建设不应追求制造业占比稳定或提升，事实上其比重还会有所下降，但转型升级仍需推进，重点是发展配套的高技术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建议用“制造业+相关生产性服务业”指标衡量转型进程，科技自立自强、创新驱动的成效都将体现在这一指标中。生活服务业则需聚焦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等领域，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支撑创新。
贸易领域的核心转型方向是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刘世锦表示，尽管今年中国出口保持强劲，但较大规模的货物贸易逆差会减少国内消费，从国际贸易长期走势看也是不可持续的。未来应在增强出口竞争力的同时扩大进口，且更多采用人民币支付结算。当前人民币外储占比与对外贸易占比差距显著，货币职能占比不足5%，远低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30%的全球占比，需加快扩大离岸人民币规模，推动其成为国际强势货币并合理升值，分享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国际溢价。
金融与城乡结构的变革同步提速。刘世锦分析，随着产业转型升级，金融体系向资本市场演进的节奏加快，“十五五”时期若GDP保持4%—5%的增速，每年将形成不低于30万亿元的社会净资产，居民财产将更多流向资本市场。资本市场需在资产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头部科技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在投资端增加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比重，助力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
在城乡领域，城镇化率接近70%时，人口流动将更多发生在城市体系内部，郊区化趋势将推动形成“核心城区—通勤区—城镇半聚集区、农村地区”的城乡联合体。而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市化率的“剪刀差”仍在拉大，反映了近3亿农民工与原城市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差异。消除这一差异，需改变城乡在居民身份、公共服务、财产权利等方面的不平等，推动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自由流动，通过城乡统一土地管理等改革，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收入分配改革是重要保障。刘世锦提出，实现中等收入群体从4亿人倍增至8亿到9亿人的目标。具体路径包括提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推动国有资本转为社保基金、提升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等。财税体系需推动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型，增加对高收入阶层收入和财产的合理税收，这与保护产权并不矛盾，反而能增强政府保护产权的动力。
刘世锦提醒，宏观政策需把握边界。尽管宽松已成为主基调，但宏观政策仅能起到短期平衡稳定作用，无法提供经济增长的基础动能，本质上是次优解决方案，不能解决深层结构性矛盾。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潜能下降，对宏观政策的依赖性会进一步增加，此时更不能放弃结构性改革，需对宽松度保持清醒认知，防止走偏和滥用。
构建以人为本的发展新范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指出，共同富裕并非单纯的分配问题，而是中国发展的新范式，核心是从物质分配转向人的发展，通过缩小群体能力差距解决物质层面分配的差距。
刘尚希表示，当前收入、财产等物的层面差距，根源是群体间的能力差距，这类差距多由体制机制造成，无法仅靠个人努力解决。传统思路下通过再分配缩小物的差距，难以摆脱“马太效应”，唯有转向人本逻辑，通过知识积累提升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才能从根本上缩小财富差距。中央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标志着发展理念向以人为本的深刻转变，所有改革和政策都应围绕人的需求和发展展开。
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刘尚希认为，人的能力提升既能增强创新驱动动能、提高效率，又能缩小群体差距、促进公平，实现二者统一。对于分配预期重塑，应聚焦底线公平防止两极分化，而非泛泛缩小贫富差距，重点保障基本营养、教育、健康、住房“四个基本”，同时鼓励创新竞争，提倡创新者多得，通过机会平等和过程平等，让努力与所得相匹配。
解决农民问题是共同富裕的关键突破口。刘尚希透露，2024年农业户籍人口占比仍达52%，中国社会结构仍以农民为主体，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达9亿多人。当前面临三大体制性挑战：一是市场经济体制二元，农村缺乏土地、住房、抵押、产权等市场，财产权无法交易升值；二是社会身份体制二元，农民工家庭迁徙受限，难以享受同城公共服务，制约人力资本积累；三是公有制二元，农村集体所有制与市场化融合有限，与国有制差距显著。
刘尚希提出，转换发展范式需遵循双重逻辑：理论逻辑从积累财富为本转向知识积累为本，实现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有机结合；实践逻辑聚焦“解放人、发展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以新型城镇化推进城乡一体化，重塑社会结构和分配预期。
刘世锦总结，“十五五”及今后更长时间，中国经济的核心线索是从投资出口为主驱动转向创新和消费为主驱动杠杆配资业务，这需要摆脱路径依赖，解决理念、利益、政策、方法等多方面转变，鼓励试错，激发各方创新积极性，以较低成本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推动各领域现代化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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